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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日博平台
                                                    发稿时间:2020-08-11 12:20:29

                                                    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也有类似观察,他认为总统依据紧急状态,绕开法定程序,主张来自人民的直接授权的“紧急状态政府”,日益危及宪法原则。而总统所说的“紧急状态”,一大来源就是战争。长期以来,总统都在主张战争时期的单边行动权力。比如林肯在美国内战时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状。但在最初的一个半世纪内,这只是一种例外状态而不是常态。战争终究会结束,政治也终究会重返常态。

                                                    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两党极化和对峙的局面,其实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党打造的强大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瓦解的产物。小罗斯福领导美国度过了大萧条、打赢了“二战”。这一切的政治基础,是他在四届总统任内,打造并维持了一个强大的新政联盟,它汇集了五花八门,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比如南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黑人等少数族群、农村的清教徒和城市的天主教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以及工人、小农场主等群体。

                                                    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极化的两党,导致美国很难组织起全国一盘棋的抗疫行动。正因为如此,政治学家西奥多·洛维认为,最适合美国政治结构的政党制度,不是两党制,而是某种“修正版本的一党制”——一个党强,一个党弱,但弱势党仍然有希望重新成为多数党。

                                                    美国杂志《国家评论》的撰稿人夏克尔(PradheepShanker)讽刺地说:“《华盛顿邮报》的保守派作家插话了!”

                                                    卡罗瑟斯提供了另一种分析。他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制,即得票最多者即便不超过半数也能在选举中获胜,导致更温和的第三党很难兴起。而且,两党制也排除了议会制下组成更具包容性的执政联盟的可能性。

                                                    现在,同样的情形又在特朗普身上重演。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虽然共和党仍然控制着白宫和参议院,但众议院却落入民主党手里。两党不管哪一方试图通过某项法案,都会面临另一方的掣肘,“否决政治”盛行,于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移民、控枪、医改等重大立法迟迟无法推进。这种状况迫使特朗普频繁颁布总统行政令,绕过国会民主党人的掣肘。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各种形式的灾难现场第一时间就能到达观众,人们也越来越期待政府快速应对——今天是一次经济危机,明天又是一次恐怖袭击。当这种期待经常被宪法设定的缓慢、审慎的立法程序挫败时,公众就会产生现行体制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危机的挫败感以及突破现行体制的强烈冲动,于是总统就可以诉诸民意,运用紧急状态的修辞,证明自己突破权力约束的合法性。

                                                    阿克曼和西班牙政治学家胡安·林茨也有过类似的分析。阿克曼认为,美国的宪法传统将所有制度以不同的方式追溯至人民主权,而且并不承认任何一个特定的分支有充当人民唯一全权代言人的资格。总统和国会作为两个都经过全民选举产生的分支,都有资格主张自己比对方更能代表人民,更有资格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从而发生对峙。林茨认为,美国的总统制比议会制更容易导致危机。在议会制下,议会多数党组阁,内阁总理同时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议行合一保证了只有一个党在台上执政。美式总统制则不然,总统和国会权力分立,都经过选举产生,这就完全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一个党拿下国会,另一个党入主白宫,甚至国会参众两院也可能分别掌握在不同的党手里。由于两党都能掌握一部分国家机器,就会倾向于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相互攻击。眼下,美国就正在经历这样的分裂——共和党控制了白宫和参议院,民主党则是众议院多数党。

                                                    “(阿扎说的)非常正确,没有必要着急,因为这将导致第二波疫情暴发,而其结果是猛烈的、致命的,有耐心是有好处的,他们应该进行所有必要的程序来证明疫苗的成功。”当前的美国正进入对外发起“新冷战”、对内出现罕见的极化政治战的历史时期。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所言,自“二战”以来,战争隐喻便逐渐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 特别是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非但不努力应对突发疫情和种族冲突,反而试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疫情紧急状态下的“战时总统”来扩大权力,对内大搞党派政治,对外不断“甩锅”中国,以至于疫情扩散、大选党争、种族冲突等因素多重叠加,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化政治时期。 本文追溯了美国极化政治的历史脉络,指出美国宪法设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存在大量“否决点”的结构,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如果两党保持多数党强势主导、少数党配合辅助的局面,将有利于政治平稳有效运行;而一旦两党势均力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极化和激烈党争,而不是合作。事到如今,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最终成为政治极化的黏合剂。未来无论总统来自哪个党,他仍会继续动用总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扩张的对外事务权力来遏制中国。对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将是长期的。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丝·李发现,从长时段观察,美国政治的竞争性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如果高度竞争性真的是一种可欲的品质,回想一下美国历史上两党制运行最平稳、最受褒扬的时期,无一不是一个稳定的多数党强势主导,另一个少数党配合辅助的时期,比如共和党主导的重建、进步时代与民主党主导的新政、“二战”时代。用政治学家萨缪尔·卢贝尔的话说,我们的政治太阳系的特点,不是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太阳,而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每个时期的政策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主导的多数党内部解决的,少数党不过反射了多数党的光芒。照此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反常时期,因为今天的两党更加势均力敌,权力更迭更频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背直觉的现象呢?